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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电商平台恶意投诉 平衡各方利益与责任 —《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评述

2020-10-16/专业文章/ 王良  
2020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同时也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9号)(下称“批复”)。相比202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对争议较大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并结合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虽然整体篇幅缩减,但文件出台的主旨没有改变,即:公正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依法保护电子商务领域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动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特别是要通过司法规则来调整电商交易各方利益失衡,遏制电商平台的恶意投诉现象,让“通知删除”规则发挥更加积极的制度价值。两份文件的亮点分析如下:

一、强化电商平台经营者对经营资质审核的法定义务,提升其一般注意义务的水平,鼓励平台经营者运用技术手段,预防和遏制平台内的侵权行为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标准为过错责任,即仅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方才承担责任,但未规定“应当知道”的具体情形。“指导意见”第十一条则明确了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的情形,包括:(一)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二)未审核平台内店铺类型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的经营者的权利证明;(三)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过滤和拦截包含“高仿”“假货”等字样的侵权商品链接、被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四)其他未履行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的情形。

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电商平台经营者需要承担必要、合理的成本来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有一定的事先审查责任。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发现侵权线索、制止侵权行为的技术方案越来越成熟,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与时俱进,采取同行业普遍采取的技术措施预防侵权发生。如果未能达到行业内发现和处理侵权行为的平均技术水准,未能在现有技术能力范围内发现应知的侵权行为,则应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存在过错而需要承担责任。在“批复”中则明确了电商平台经营者未采取必要措施而承担过错责任的范围,即应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二、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对侵权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应对遵循“合理谨慎”原则,限制其对终止交易和服务等最严厉手段的运用,调和其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害知识产权的,应当根据权利的性质、侵权的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服务类型,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采取的必要措施应当遵循合理审慎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下架措施。平台内经营者多次、故意侵害知识产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权采取终止交易和服务的措施。“指导意见”第十条进一步规定,法院判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措施,可以考量下列因素:

  •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 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 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

  • 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是否存在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情形;

  • 防止损害扩大的有效性;

  • 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可能的影响;

  • 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类型和技术条件等。

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否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均是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常见的争议焦点。“指导意见”在赋予电商平台经营者一定自治权的基础上,规定了需要采取措施的几类情形,同时也要求考量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特别是平台链接的商业价值,采取的措施需要具备必要性并且符合“比例原则”,不能借助平台优势地位超过必要限度采取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权造成“过度”妨害。另外,只有电商平台经营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权利人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大的维护。但何为“及时”,“指导意见”并未给出具体的时限要求,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判定。

三、具体列明权利人“通知”与平台内经营者“声明”应当包含真实身份信息等内容,并规定认定“恶意”的考量因素,有助于遏制电商平台的恶意投诉现象

“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出的通知一般包括: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能够实现准确定位的被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信息;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等。通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通知涉及专利权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交技术特征或者设计特征对比的说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等材料。第六条又进一步规定,法院认定通知人是否具有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恶意”,可以考量下列因素:
  • 提交伪造、变造的权利证明;

  • 提交虚假侵权对比的鉴定意见、专家意见;

  • 明知权利状态不稳定仍发出通知;

  • 明知通知错误仍不及时撤回或者更正;

  • 反复提交错误通知等。

以上对权利人通知构成要素的规定,在实践中可以起到过滤不合格通、拦截滥通知行为的作用,且有利于解决何为“有效通知”之争。此外,针对在实践中电商平台经营者或平台内经营者以权利人发出错误通知、恶意投诉造成损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是否需要另案处理的诉讼程序问题,“指导意见”做出明确规定,可以与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并审理。这一规定有利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主张权利,提高诉讼效率。

四、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采取保全措施,同样也赋予电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可以申请“反向行为保全”的权利

“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采取商品下架等措施将会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恢复商品链接、通知人不立即撤回通知或者停止发送通知等行为将会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平台内经营者可以依据前款所述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平台内经营者是错误通知、恶意通知的直接承受者和利益受损方,“指导意见”明确赋予其提出“反向行为保全”的权利,以对抗权利人的错误通知或恶意通知。双方在诉权上实现的平衡,亦有助于消除权利人发出通知的随意性,对借助于恶意投诉达到非法目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制约。

五、余论

“指导意见”与“批复”是对电商交易中的四方利益主体,即电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权责的再平衡,并且与《电子商务法》《民法典》的相关条文紧密衔接,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两份文件弥补了《电子商务法》在一些条款规定上的空白,并且对在“通知-删除”规则全面适用于电商领域后存在的明显利益失衡问题及时进行了调整。让权利人享受便捷维权制度价值的同时,对恶意通知或滥通知行为进行了有效遏制,保护了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与整个平台的正常经营秩序。《民法典》进一步确认了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法典时代,构建出我国法律上的一套较为完善的网络侵权处理机制,用司法规则引领我国互联网产业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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